近日发布的《中国在线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已达15.5亿，1508万人将直播作为主营业务，意味着平均每100人就有1人是职业主播。 相比之下，截至2021年底全国医生人数为428.7万人，2022年互联网行业直接从业人员为722万人，素有“电商之都”之称的杭州总人口为1250万人而全国专任教师总数仅为1891.78万人。 如此庞大的直播从业者数量和市场规模，如果得到规范和引导，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
由各种直播活动组成的市场在我国整体经济结构中是不可忽视的。 从宏观层面来看，2023年，我国在线视听产业在长视频、短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的市场规模将首次突破万亿。 各大短视频平台日均更新量近8000万，日直播量超过350万。 71.2%的用户在观看短视频或直播后购买过产品，40.3%的用户认同“短视频或直播是主要消费渠道”。 此外，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持续普及，近两年我国网络视听用户的增量主要来自农村地区。 2022年和2023年，我国农村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将分别达到2.99亿和3.2亿，同比增长12.6亿。 %、6.8%，增速远高于同期城市用户。 直播市场正在深度挖掘农村用户的数字潜力，将其与城市用户一起引入线上平台。
短视频与电商的交叉正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向。 网络主播的“变现过程”大多是“在某个平台开户——发布内容、直播互动——积累粉丝再带货”的固定套路。 所谓“直播的终点就是带货”，就是对这种模式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 解释。 短视频的商业逻辑是将时间分割成片段并获得“复利”。 分割视频的每一分钟都会增加效益。 通过总内容的扩大，总交易量也会相应增加。 如今，直播已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短视频门槛低、用户流量大等优势催生了一大批短视频博主。 阿里巴巴、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短视频和电商平台纷纷推出“边看边买”等模式，进一步完善商业模式，通过直播实现变现。
直播行业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流量模式，有助于打破固有认知，挖掘本土发展潜力。 早在2020年，不少地方官员就通过直播“抗疫帮农”的方式部分解决了当地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如今，哈尔滨等地的人气爆发，让沉寂的优秀文旅资源有了人气基础，这离不开直播的支持。 网络视听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增长点，是构建新的优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直播行业却方兴未艾。 随着从业人员数量和市场规模呈指数级增长，相关立法规定仍在适应和追赶。 自2021年某头部主播因逃税被罚款13.41亿元以来，“主播因逃税被罚款”的新闻已屡见不鲜，相关案件也蔓延至粉丝规模较小的下级主播。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有三个问题必须及时面对，居安思危。
首先是线下管理问题。 线下直播带来的“难人”、“扰人”问题越来越严重。 很多城市的角落里都有拿着手机的主播。 他们有的挤在桥下通宵达旦地唱歌，有的为了景点的位置发生争执，有的未经允许在街上肆意侵犯别人的隐私。 杭州一栋布满小隔间的公寓楼里，住着两万多名“网红”。 不仅人多、混乱，现场直播的噪音也让普通居民摸不着头脑。 如何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和管理，让主播和居民互不干扰、各得其所，是各地相关部门在大力发展“一带一路”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的问题。锚经济。
二是主播职业发展问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休息报酬权益保障指南》等文件，旨在提供劳动保护，改善食品用工环境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 专业主播的数量几乎是送餐骑手的两倍。 他们的基本劳动保障，特别是低收入主播的基本劳动保障如何落实，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管理部门还需要探讨是否对专业主播引入专业级认证机制以及如何规范平台，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三是“从现实转向想象”的另类问题。 网络上草根逆袭的真假案例很容易引发幸存者偏差，迷失在主播一夜暴富的光环中。 目前，主播画像中，18-29岁年龄段主播占比64.2%。 很多人一毕业就走上了直播创业之路。 事实上，数据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只有0.4%的人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 这个新的“80/20规则”，2%的主播赚80%的钱，意味着剩下的98%的主播可能连温饱都不够。 行业内大主播、直播联盟可能对小主播的打压，可能会导致年轻人错过关键的职业成长期，浪费时间。 对此，一方面要加大对网红孵化公司误导性宣传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对年轻人进行就业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和职业选择。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